李通玄是位居士，后人尊称他为李长（zhang）者,被誉为“中华第一大居士”，他是以注释《华严经》而着称于世的。
  综合历代多家记载，我们对李通玄的生平可以理出如下大致脉络：
  李通玄，尊称李长者，又称李宾。有人说他是北京（今太原）人，也有的说是河北沧州人，系唐宗室。人很聪明。四十岁前主要研究《易经》，四十岁后，也就是到了武则天在位时，开始研究《华严经》。当时《华严经》的新译本刚好印出，是为“八十华严”。他感到经文比较浩博，而且多家解释互有参差，认为后学寻文摘句都来不及，怎么能修行呢？鉴于此，他开始自己注释《华严经》。
  按照五台山《清凉山志》的说法，他是在五台山得道的。志书记载，他在善住院曾遇到一位奇异和尚，对他讲授了《华严经》的主要精神。后来，他随和尚上了北山峰顶，峰顶有方圆一里多的火光，光中有紫金幢，先前那位奇异的和尚就坐在紫金幢下。他就踊身投了进去，没有想到里面却十分清凉。他正准备向前司礼的时候，那僧人却看不见了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是文殊菩萨。考虑到文殊菩萨已经给自己讲了《华严经》的精神，自己一定要把它写出来。他见五台山太寒冷，于是就向南面走，来到了盂县，开始着述。
  这时是唐开元七年（719），他游东方山，过着隐居的生活。东方山在山西盂县一侧，下面是盂县铜颖乡（今盂县南娄镇）。从现在的寿阳县方山林场盂县一侧往北，有一条可以开进汽车的山路。车往北走一段，不下坡，东拐，会来到一处山顶上。山顶有数十亩的一处建筑遗址，有古塔基等遗迹。上面有南北朝时的瓦罐残片（阳泉文物专家鉴定结论）。从这里望下去，就是盂县南娄镇的西南庄村。此处就是过去东方山的逝多林兰若所在地。
  现在，有人把西方山和东方山混淆了。这除了时代的久远以外，主要是因为在东方山寺毁败到西方山寺建立，中间曾经发生过重要的历史事件，即唐武宗会昌灭佛运动。
  按照记载，李通玄并没有在寺院居住，而是来到盂县铜颖乡的大贤村高山奴家。因为这家人乐施好善，给他腾出一处安静的房子让他居住。他在那里住了3年。后来又在该乡东南面马家的山谷中住了5年。之后，又迁移到西北的韩公庄上呆了3年（有的记载忽略了此时间）。还有的说，他让猛虎驮着佛经，到了神福山原（今寿阳方山寺），到一土（石）龛，又写作了5年。事实是：他在冠盖村（今盂县拦掌村）遇一猛虎，虎没有伤他，却听话地伏在地上。李通玄说，我想注释《华严经》，你能给我找个地方吗？老虎站了起来，李通玄就抚摸着它，把装经书的袋子挂在老虎背上，让老虎把他引到了离这里20多里的神福山上一个石龛中。据说龛旁原来没有水，他来后晚上风雨大作，拔去一松，化为一潭。传说，他口出白光当烛。在山里住着的时候，还有两个妙龄女子为他汲水焚香，供给饭食。等他写了5年把《华严经》注好后，女子就不见了。有人说俩女子是白鹤所化生。
  他是开元十八年（730）三月二十八日离世的。他的学生照明和尚说，他逝世时是在半夜，山林为之震惊，群鸟乱鸣，百兽奔走。有一道白光从他的头顶上飞出，直冲天空。当时在旁的人们认为，他不是一般的儒家学者，而是像文殊、普贤一样的佛菩萨。
  也有说他是在龛中坐化的。说忽然有一天，他出山访旧，正好村里人们宴会。他向人们告别说，你们好好生活，我要回去了。人们以为他要回老家，都挽留他。他说，纵在百年，也要回去。众人送他回龛。第二天，众人一起送他上路时，发现他已经圆寂了，但面貌和活着时一样。
  记载说，李通玄身高七尺，一双大眼，目光清澈，红唇，紫色而茂盛的长胡须。貌美臂长。圆直发，呈黑里透红的颜色，毛端右旋。头戴桦皮帽子，身穿麻布衣服，长裙大袖，不系腰带，平时光脚走路。不怎么吃饭，每天早晨只吃大枣十颗，像铜钱大小的柏叶饼子一枚。人称“枣柏大士”。
  他去世后，葬在了“山北槲树林之石丘”旁。
  李通玄的《新华严经论》中有不少独创的见解，所以能于贤首、清凉等华严宗师的着述外别树一帜。而论中应用《易经》的思想来解释《华严》，也是引起学者注意并促使此论推广、流行的一个因素。他的《华严经合论》不但在中国佛教界有巨大影响，在香港、台湾地区也影响广泛，而且影响到日本、韩国佛教界。
  过去，研究学者王乃积、郭华荣先生曾撰文认为，李通玄的安葬地至少有两处：其一是寿阳方山，其二是盂县。那么，他的安葬地到底在何处呢？下面，我们分别进行分析。
  照明和尚是接受过李通玄亲传的弟子，他在《华严经决疑论序》中，没有记载李通玄墓地的具体地点，但在唐碑《神福山寺灵迹记》上，才有一个现在看来是含糊的记载。
  《决疑论》是在李通玄逝世40年左右写的，而唐碑是在李通玄去世170多年后一位居士所立。他立碑的原因是僧人法弘在寿阳方山建起了新的寺院，而这个寺院要与李通玄有些瓜葛才行。其实，为了建寺院，僧人们已经做了大量的造势工作，比如关于土龛的说法，比如关于老虎驮经的故事，比如双鹤变作二女子为长者做饭的传说等等。碑文说，李通玄在盂县共是11年，即高家3年，马家谷5年，韩公庄3年，开元十八年故去，到这里时间正好。但为了与新建起的寺院联系起来，增加了李通玄离开盂县，到方山土龛写论的内容。这5年其实是没有的，如果有，就与照明的序文所记述的去世时间相冲突了。所以，在唐碑上，李通玄的年龄就被模糊了，只是说“九十有龄”。如果我们相信照明序文的权威性，那么，我们必须把这5年的时间减掉，也就是说，李通玄根本没有到过什么土龛（有的说是石龛）。
  我们看所谓寿阳李通玄墓。按照王乃积、郭华荣先生文章：唐碑和《寿阳县志》及众多李通玄传略文章记载是一致的，或“长者灵骨葬在山北槲林之中石丘是也”；或“垒石葬于山北”。传说当年当地曾派人轮流守护长者陵墓。可是在千年岁月流逝中，随着山上万顷松涛和人世更替，无人知晓长者陵墓在何处了，甚至有“500年找不到长者墓地”之说。因而1998年9月4日《山西日报》一版《寿阳发现唐代华严学者活动遗址》的消息，引起佛教界极大关注，国家宗教局曾向山西省宗教局专门询问此事，并经省考古研究所专家考察确认山北石丘李通玄陵墓为唐代墓园。
  其一，寿阳的李通玄墓是1998年发现的，证据是“经省考古研究所专家考察，确认山北石丘李通玄陵墓为唐代墓园”。在清乾隆版《平定州志》中，“方山”在盂县和寿阳县都有条目，而寿阳的方山条目下，并没有李通玄墓的记载。而关于李通玄墓的记载，在清乾隆版的《重修盂县志》中却记载明确，而且盂县历代名人或驻盂的外籍名人都有诗文记载，如郭时亮，就有《题李长者墓》：“李氏当年着佛书/此邦犹记旧居庐/因公寻访松生语/不识何人为守株”。据说郭是宋代人。
  其二，寿阳现认为是李通玄墓的地方，从方位上讲，不在山北，而是在山南，即现山凹中方山寺院翻过南面山头后才见，是寺院南侧，也是方山中轴南侧，这与古书记载是大相径庭的。而且是在一处山头上，不是什么石丘上，或石丘旁。至于槲树林，因年代久远，上面已经没有什么树了，我们不能强求。
  其三，在李通玄逝世时，现在的寿阳方山寺还没有建立，它是在李通玄逝世170多年后才修建的。宋代张商英在《决疑论后记》中明确记载，其墓地在盂县境，并“再造石塔”。说明他的墓地原是有塔的，而在现在的所谓李通玄墓地，并无任何塔的遗迹。那么，这处被考古专家鉴定为唐墓的遗迹又是谁的墓园呢？我认为，它只能是方山寺建立后，寺院里僧人圆寂后的葬地。
  其四，寿阳自古为人杰地灵之所，曾出过祁隽藻这样的人物，他们不可能对地方文物不重视。恰恰相反，祁氏对方山是十分重视的，在方山有他许多的题刻，包括《神福山寺灵迹记》碑的碑额。然而，我们却没有发现他谒寿阳李通玄墓的诗文，这就奇怪了，难道他不知道方山埋有李氏的灵骨吗？显然不是，而是那里根本就没有李通玄墓。
  其五，仅以唐墓就断定该处系李通玄墓，从论证的角度讲，显然是孤证；从考古的角度讲，显然有些草率。
  再研究考证盂县的李通玄墓。明、清两代的《盂县志》皆曰：“李宾山上有福佑泉，内有长者墓”。这是怎么回事?上引论文作者注意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提出了“这是怎么回事”的问题。
  第一，比丘照明的序文未说明逝者所葬何地，是因为当时李通玄的墓地是十分明确的，所以没有必要再加以说明。
  第二，到了唐碑《神福山寺灵迹记》中，有了关于李通玄葬地的记载，“长者灵骨葬在山北槲林之中石丘是也”。这个记载当时也是明确的，因为长者的墓还在，没有因灭佛运动而遭到破坏，也没有迁葬，更没有被平毁，当地人知道其所在，所以这句话也是没有歧义的。此外，撰碑文人没有以新建的寺院为参照，没有说在寺北或寺南，而是以山为参照，说明该墓距新建的方山寺院较远。山北显然指方山北——是方山上的北面还是方山之外的北面呢？从方山上的北面而论，我们在方山北面实地找不到有关的任何遗迹，现在所谓的李通玄墓又在山之南，显然与记述不符。那只能是山之外的北面，山外的北面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从文献资料知道，指的就是盂县的李宾山。
  第三，从实地考察可知，李通玄墓确实在盂县的李宾山南麓。李宾山有北寺和南寺，北寺在秀寨的北寺山——即李宾山，南寺在哪里呢？有论者说在北寺的对面山上，非也。访当地一胡姓老人得知，南寺在李宾山南麓，即现在的大贤村往南上社走的路旁，大贤村往西的河滩旁，叫“老坟”地方。该处紧傍一小山丘，该山丘为石丘，上有丈余的树丛，其下是一耕地，原在地中有一九层高塔，据杨姓村民讲，1972年学大寨时，当时姓杨的书记带领村民给拆毁了。这个地方正在方山之东北，而且“山北槲林之中石丘是也”，查《康熙字典》，“槲木高丈余，与栎相类，亦有斗”。槲是一种高丈余的“大木”。石丘是标志，墓在槲林中，而不在石丘中。从这里，有小路可以到达北寺。村民讲，过去庙会，经常从这里走到北寺。从古人诗词中，我们证实了村民的讲述。清初武全文有《南寺李长者墓》诗一首：“冠盖当年谁伏虎/南寺古渡余衰柳/双鹤不鸣天姥老/一甃（读昼音）还为长者有。”说明南寺和长者墓在河旁，当时古渡还在。这与现在的方位是一致的，只是河里已经没有了潺潺流水而已。
  第四，我们从宋代着名大居士张商英（无尽）(1043～1122)的《决疑论后记》的记述中也可以证明，李通玄的墓就在盂县的李宾山南寺。文中写道：李通玄“以开元七年（719）隐于方山土龛造论。十八年三月廿八日卒，垒石葬于山北。至清泰中，村民拨石，得连珠金骨，扣之如簧。以天福三年再造石塔，葬于山之东七里，今在盂县境上。”文中的清泰(934～936)属五代后唐一个朝代，是李通玄逝世安葬205年后之事。天福三年(938)属五代后晋，紧连着清泰二、三年时间。“山”指方山，方山之东七里，恰是李宾山南寺。
  如果真有几处墓地，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。大德故去，舍利或灵骨分几处供奉是有的。但张无尽说“再造石塔”，说明是原址再造，如果是另觅葬地，不会用这样的辞藻。
  从以上分析可知，李通玄安葬地在盂县，应该是没有疑义的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作者系博大365_mobile365体育投注英超_足球365是什么意思文联主席）